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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分类
图书中文名:《我亲爱的小心肝》
书 号:9165
图书类别:
传记纪实类
版权代理范围:
简体中文与繁体中文
版权销售情况:
中文简体与繁体版权均未售
发布时间:
2008/2/25
中 文 简 介:
这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从1915年到1970年写给妻子的书信集,由海德格尔的孙女整理,于2005年出版。海德格尔与妻子在长达60年的婚姻生活中,因种种原因经常分居两地,因此两地书成为两人沟通的渠道,这里选收的绝大多数是海德格尔写给妻子(先是女友、未婚妻)的信,读者从中可以窥见这位哲学大师的感情生活和心路历程。海德格尔在婚前写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书信是精神和心灵一致的体现,是一种褪色的、却又不受阻碍的、完全彻底的体现。”为了便于读者了解背景,编者在一些信的后面用斜体字加了编者注。本书2005年出版,390页,有许多黑白照片。该书已经卖出多国版权:荷兰,法国,意大利,英国,希腊,俄国。 Uitgeverij Ten Have (Dutch translation rights) Editions du Seuil (French translation rights) Il Nuovo Melangolo (Italian translation rights) Polity Press (English translation rights) Diese Information ist für Sie ja wichtig als Argument, falls chinesische Verlage an diesem Titel interessiert sind. Mit Griechenland und Rußland sind wir derzeit übrigens auch noch in engen Verhandlungen;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出身于一个天主教家庭,早年在教会学校读书。17岁时,从一个神父那里借到布伦坦诺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存在的多重意义》一书,对存在意义的问题产生兴趣。他在大学先学神学二年,后转入哲学,1913年在弗莱堡大学在李凯尔特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他的讲师资格论文题目是《邓•司各脱关于范畴的学说和意义的理论》。在弗莱堡大学任教期间,他参加胡塞尔主持的研究班。1922-1926年,在马堡大学任副教授,讲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人的著作,把他们的问题转变为关于存在的问题。1927年,为晋升教授职称,发表未完手稿《存在与时间》。据说,当这本书送到教育部审查时,部长的评语是“不合格”。但就是这样一本被官员判定为不合格的书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1928年,海德格尔接替胡塞尔,任弗莱堡哲学讲座教授。纳粹运动兴起后,他参加了纳粹党,并于1933年4月-1934年2月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因为他与纳粹的这段牵连,1945-1951年期间,法国占领军当局禁止他授课。海德格尔对于他与纳粹的关系,似乎也没有多少反省,他在1952年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还说,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运动的内在真理与伟大之处”。海德格尔与纳粹之间的联系,在西方哲学界和新闻界多次成为热门话题。尽管海德格尔参与纳粹运动是他的历史污点,但不能因此说他的哲学就是纳粹思想的反映。后来的反纳粹的存在主义者也能从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受到启发和鼓舞。这些事实表明,一个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往往要比他在某一阶段的政治观点有更远的意义。海德格尔后期讲授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及莱布尼茨、尼采等人的著作,研究语言、艺术(诗)以及技术等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和讲稿之外,他的主要著作还有:《什么是形而上学》(1929年)、《现象学基本问题》(1923年讲稿)、《真理的本质》(1943年)、《林中路》(1953年)、《演讲与论文集》(1954年)、《走向语言之途》(1959年)、《技术与转向》(1962年),还有一些从他的观点研究哲学史的著作,对赫拉克利特、康德、尼采的研究最为精彩。《海德格尔全集》现已出版65卷,尚未编完。 海德格尔生平年表 * 1889年9月26日 生于德国巴登邦梅斯基尔希。父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毋约翰娜,娘家姓肯普夫。父毋笃信 天主教。 1903年-1906年 在康斯坦茨人文中学读书。 1906年-1909年 在弗莱堡人文中学读书。 读到奥地利哲学家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存在”的多种含义》,生发 对存在问题的兴趣。 1909年-1911年 在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 1911年-1913年 在弗莱堡大学学习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 1913年 在施奈德、李凯尔特指导下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 1916年 获弗莱堡大学讲师资格,讲师资格论文题为《邓•司各特的范畴和意义学说》。 胡塞尔任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海德格尔与胡塞尔首次见面。 1917年 与艾弗里特•佩特里结婚。 1919年 长子约尔克出生。 结识雅斯贝尔斯。 ?担任胡塞尔讨论班助教。 1920年 次子海尔曼出生。 1922年 担任马堡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在马堡工作至1928年。建成托特瑙堡小屋。 1923年 应马克斯•舍勒之邀在科隆康德协会上作题为《此在与真在》的演讲。 1926年 十二月四日在马堡哲学小型聚会上作题为《现象学研究的概念和发展》的演讲。 1927年 《存在与时间》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和现象学研究年鉴》第八期上首次发表。 1928年 胡塞尔退休,海德格尔接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 在里加的赫尔德尔研究所作题为《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多次演讲。 1929年 一月二十四日在美茵法兰克福作题为《哲学人类学和此在的形而上学》的演讲。 三月在达沃斯高校讲座上作题为《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的多次演讲。 四月九日作《胡塞尔七十寿辰讲话》。 七月二十四日在弗莱堡大学礼堂作教授就职讲座,题为《形而上学是什么?》。 十二月在卡尔斯鲁厄作题为《今日的哲学问题状况》的演讲。 《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出版。 1930年 三月在阿姆斯特丹科学协会作《今日的哲学问题状况》和《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的演讲。 在各地多次以《真理的本质》为题作演讲。 1933年 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 三月在校长就职典礼上发表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宣言》的讲话。 1934年 辞去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 1935年 十一月十三日在弗莱堡艺术科学协会作题为《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演讲。次年一月在苏黎世 重作。 1936年 四月二日在罗马作题为《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的演讲。 十一月至十二月在美茵法兰克福自由德国主教教堂议事会上作题为《艺术作品的本源》的多 次演讲。 1938年 六月在弗莱堡艺术科学、自然研究和医学学会上以《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象的奠基》为题 作演讲。 1939年 多次作题为《荷尔德林的赞美诗“如当节日的时候……”》的演讲。 1940年 作演讲《柏拉图的真理学说》。该演讲报告首次发表于1942年的《精神遗产年鉴》上。 1943年 作《追忆》,载于克卢克霍恩编缉的《荷尔德林逝世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上。 六月六日在弗莱堡大学荷尔德林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上作题为《还乡──致亲人》的讲话。 在小圈子里作题为《尼采的话“上帝死了”》的演讲。 《真理的本质》出版。 1944年 秋季被征召入民团。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出版。 1945年 被占领军当局禁止授课,直至1951年。 1946年 为纪念里尔克逝世二十周年在小圈子里讲《诗人何为?》。 与中国学者萧师毅一起译读《道德经》。 1947年 作《田间小路》、《从思的经验而来》。 《柏拉图的真理学说。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出版。 1949年 十二月在不莱梅俱乐部作四次演讲,题为《观入在者》(《物》、《座架》、《危险》和《 转向》)。 1950年 六月六日在巴伐利亚艺术协会作演讲《物》。 十月七日为纪念马克斯•科默雷尔在比勒欧作题为《语言》的演讲。 《林中路》出版。 1951年 八月五日在达姆斯塔特的“人与空间”专题会议上作题为《筑•居•思》的演讲。 十月六日在比勒欧作题为《……人诗意地栖居……》的演讲。 1953年 五月八日在不莱梅俱乐部作题为《谁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演讲。 五月作题为《科学与沉思》的演讲。 十一月十八日在巴伐利亚艺术协会作题为《技术的追问》的演讲,此演讲为“技术时代的艺术” 系列之一。 《形而上学导论》出版。 1954年 在苏黎世、康斯坦茨和弗莱堡作题为《沉思》的演讲。 《演讲与论文集》出版。 《什么召唤思?》出版。 1955年 十月三十日在梅斯基尔希纪念作曲家孔拉丁•科劳泽诞生一百七十五周年纪念会上作题为《泰 然任之》的讲话。 八月在法国诺曼底作题为《什么是哲学?》的演讲。 1956年 五月在不莱梅俱乐部,十月在维也纳大学,作题为《根据律》的报告。 为1956年海贝尔日作《就“小宝盒”与海贝尔对话》。 在弗莱堡为建筑师们作题为《保罗•克莱》的演讲。 《走向存在问题》出版。 1957年 二月在托特瑙堡作题为《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的演讲。 夏季学期在弗莱堡大学一般研究班上作题为《思想原则》的五次演讲。 十二月和次年二月在弗莱堡大学一般研究班上作题为《语言的本质》的三次演讲。 《同一与差异》出版。 1958年 三月在法国埃克斯,七月在德国海德堡作题为《黑格尔与希腊》的演讲。 五月在维也纳城堡剧院黎明庆祝节上作题为《诗与思──关于斯退芬•格奥尔格的“词语”一诗 》的演讲。 1959年 一月在巴伐利亚美术学会上作题为《走向语言之途》的演讲。 在海德堡科学院作《就职演说》。 在慕尼黑荷尔德林学会会议上作题为《荷尔德林的大地和天空》的演讲。 九月二十七日被授予梅斯基尔希市荣誉市民称号,海氏作《向故乡梅斯基尔希致谢》的讲话 在巴登-巴登作题为《现时代的艺术的使命》的演讲。 《泰然任之》出版。 《走向语言之途》出版。 1960年 七月作题为《语言和家乡》的演讲。 1961年 《尼采》两卷本出版。 1962年 四月首次去希腊旅行。 《物的追问──康德先验原理的学说》出版。 《技术和转向》出版。 1964年 五月在梅斯基尔希以《关于圣•克拉拉的亚伯拉罕》致词。 1967年 四月在雅典科学和艺术学院作题为《艺术的起源和思的使命》的演讲。 《路标》出版。 1968年 在阿姆里斯维作题为《荷尔德林──诗歌》的演讲(勒内•夏尔法文翻译) 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八日在多尔(普罗旺斯)举办题为《黑格尔:费希特体系与谢林体系的差 异》的讨论班。 1969年 九月二日至十一日在多尔(普罗旺斯)举办题为《康德:论上帝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论据》的讨论班。 《面向思的事情》出版。 1970年 《赫拉克利特》(1966-1967 年冬季学期讨论班》出版。 《现象学和神学》出版。 1971年 《谢林关于人的自由的本质的论文(1809年)》出版。 1972年 《早期著作集》出版。 1975年 《现象学的基本问题》(1927年夏季学期讲稿》出版。 1976年 《逻辑学──真理问题。1925/1926 年冬季学期讲稿》出版。 五月二十六日逝世,二十八日安葬于家乡梅斯基尔希。终年87岁。 * 主要依据瓦尔特•比梅尔所著《海德格尔》一书中的“海德格尔生平年表”(见该书第152-155页)编译,有增删。──编者孙周兴 重逢海德格尔 阅读次数 3018 by 孙爱玲 来欧洲之前,福兰克尔曾这样和阿伦特打趣:“此次欧洲的行程里,德国的弗赖堡肯定是重要的一站吧?”阿伦特当然清楚女友是话中有话,分明是在问她去不去看海德格尔。阿伦特当时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情非去弗赖堡不可,我是不会去的。”在1950年阿伦特写给布鲁希尔的信中,她还是表露了同样的态度,“是否去见海德格尔,现在还不得而知,让一切顺其自然吧。”在给布鲁希尔的另一封信中,她讲述了与雅斯佩尔斯的会面:“在卡尔•雅斯佩尔斯家,我看到了海德格尔给她的信,我从那些信里感到了那么多的不真实,因此,我暂时还无兴趣去看那位先生。” 然而没过几天,阿伦特由于工作的关系必须去一趟弗赖堡了。她没有一点儿犹豫便从海德格尔现在的同事,过去的学生雨果•弗利德里希那里打听到了海德格尔的住址。 1950年2月7日,她到达弗赖堡当天,立刻用旅馆的信笺给海德格尔写了一封短信,通知他,她现己在弗赖堡某旅馆下榻,表示愿意与他一见。阿伦特在拿到海德格尔地址的那一刻,就己对他萌动了恻隐之心。她早己准备好怀着宽容去看待海德格尔和他的过去。后来,就连她自己也对这态度的转变感到吃惊。 晚上7点半左右,海德格尔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阿伦特的旅馆里,他亲自来给阿伦特送信,就算是对她那封信的答复。他之所以亲自跑来,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打电话,他家的电话还没装好,附近邮局己过了营业时间。就这样,时年己61岁的海德格尔在这意想不到中与他昔日的学生、情人在经过了17年的风风雨雨后再次相见了。 后来,阿伦特是这样回忆那次见面时的感受的:“当服务生通报了海德格尔的姓名之后,我简单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四周的空气仿佛也凝固了。” 这个晚上,阿伦特与海德格尔一同来到他的家,他们在分别了17年之后又一次单独坐在一起。此时的气氛让人不由得去回忆逝去的时光。还是像从前一样,在谈话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海德格尔在讲,阿伦特在听。人到花甲之年的海德格尔己显现出难以掩盖的暮气与老态,阿伦特心里顿时生出一种莫名的滋味。海德格尔对阿伦特也不掩饰自己的衰老,接着,他就说到他衰老的原因完全是外界压力所致。他抱怨,这几年来,他一直在忍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无端指责。那些加在他头上的罪过纯属莫须有,他怎么会做出那么多的坏事呢?整个晚上阿伦特几乎被一种同情心所攫取,她静静地听着海德格尔的陈述,她对他所讲的痛苦深信不疑。看来,一个人对深爱过的人是无法恨起来的。她还答应了海德格尔的请求,第二天,来家中认识一下他的夫人艾尔佛丽达。今晚,她有约在身,不然,她也会热情款待阿伦特这位贵客的,海德格尔如是说。 这就是说,海德格尔早己把他和阿伦特20多年的前的那段恋情对妻子和盘托出,对她坦白了自己的“不忠”。事实也正是如此。海德格尔把自己过去的一切毫无隐瞒地告诉了他的妻子。他直言不讳地说,是阿伦特给了他那时的创作激情与灵感,使他的生活那样丰富和充实。看来,海德格尔夫人对丈夫的过去也早就原谅了。对此,在第二天(2月8日)的会面中,阿伦特得到了证实。 我原以为,三人坐在一起会很尴尬,可海德格尔所表现出的镇定自若令我吃惊,好像他在过去的25年中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再看海德格尔夫人,她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脸上一直对我洋溢着微笑,流露着友善。 从海德格尔给阿伦特的信中也可以看出,他们过去的恋情,并没有给海德格尔现在的家庭生活带来阴影。他告诉阿伦特,这些年来,他对妻子多少有些愧疚,因为,妻子对他与阿伦特的恋情给予了大度的理解,他应该感谢她的宽宏大量。这些年来,若不是妻子对她在生活上悉心照料,他是不能全身心投入写作的。 对他们三个在1950年2月8日的会面,海德格尔非常兴奋。他觉得,妻子与阿伦特之间己建立起了信任。临别时,她们俩拥抱告别的场面让海德格尔很是感动。两位女性是为了他才走到一起的。他把自己的一些手稿作为此次重逢的纪念送给了汉娜•阿伦特,并表达了与她再次见面的原望。他希望她一定再来弗赖堡,不要仅仅是为公差才来,她每时每刻都将是他和他妻子最珍贵的客人。当他听说,在美国正有一位重病在身的女友等待她回去时,他还为福兰克尔写了一首诗,题为“送给女友的女友”。他还这样对阿伦特表示:如果等待她的是她最亲爱的女友,那么他这位最亲爱的男友只有毫无怨言地理解,尽管他面对的是痛苦的离别。 海德格尔还希望阿伦特能与他的妻子艾尔佛丽达多接触、联系,他的妻子肯定乐于接受。他还向阿伦特表达了认识他的丈夫布鲁希尔的愿望。 阿伦特从此开始了与海德格尔夫人的通信往来。在1950年2月10日阿伦特给她的信里这样写到:“是您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闷,对此,我由衷地感谢您。”在这封信中,阿伦特还谈到了两天前她们交谈的情况——那天,海德格尔夫人赞扬阿伦特是一位“出色的德国犹太女性”。阿伦特在信里说:“我常常忘记自己是个德国人,也不重视别人把我看作犹太人或是别的什么人。我就是我,一个‘异乡的女孩子’。我很高兴能与您交流了关于德国、关于政治方面的一些问题,而没有去谈个人情感方面的东西。这样很好,否则,那些方面的内容会影响我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在此,我可以向您坦言,在离开马堡时,我的确发过誓不再去爱别的男人了。可您看,我这不是又成家了吗?”在信的结尾阿伦特也表达了与她再次相见的愿望。从此,阿伦特不仅恢复了与海德格尔的友谊,而且也揭开了与他夫人关系的一页。 有时,就连阿伦特本人对她与海德格尔夫妇所开始的关系也感到一丝困惑,不知道这对她将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她很快就肯定了自己,她认为至少有一点她没有做错,那就是对过去的一切她不曾忘记,当然也包括她钟爱过的人。 海德格尔一直承受着外界对他那段不光彩历史的谴责。阿伦特为此感到深深的不安。她担心,这位大哲学家会被淹没在这舆论的声浪里而失去了他的哲学。于是,阿伦特一回到美国,便积极为海德格尔著作的出版工作四处卉波,简直和一年前的她判若俩人。那时,她曾那样激烈地反对在美国出版海德格尔的作品。如今,她找到代理商,洽谈合同,找最好的翻译来翻译他的作品,她几乎成了海德格尔在美国不争酬金的代理人。 她如此尽心尽力地为他做事,就是想帮助他从纳粹的阴影中走出来。 作为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崇拜者,布鲁希尔对妻子的行为毫无怨言。妻子全心全意地帮助海德格尔,让他的书在美国出版,这会使更多的美国人了解这位大哲学家的思想。从这种意义上说,妻子的行动是为哲学所做的贡献。豁达的布鲁希尔不相信,妻子的举动会导致她与海德格尔的感情纠葛,而使自己的婚姻受到威胁。经过了爱情的波折,他相信妻子是个能够驾驭个人感情的人。所以,他鼓励妻子,为了他们热爱的哲学,她应当站在海德格尔一边去帮助他。 如果没有丈夫的支持,阿伦特也许无法继续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因此,她很感激布鲁希尔。其实,在汉娜•阿伦特的心目中,布鲁希尔的地位早己坚不可摧,他早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了。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通信联系日益频繁。海德格尔的信还是那样词藻华丽,透着理智,他们谈工作,谈作品,谈亚里士多德。海德格尔的诗还是像从前那样令阿伦特陶醉其中。阿伦特也常给他寄些礼物,如卡夫卡的英文版全集,一些刊物和唱片等。 1952年3月,汉娜•阿伦特再次受犹太文化复兴委员会的委托来到欧洲。她此行的主要目的依然是整理犹太文化遗产,另外,她还想利用这个机会为她的著作搞些调查研究。她的《极权主义的根源》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一些评论家认为,书中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有相近之处的论点缺乏理论根据,因此,她起趁重赴欧洲之机,对苏联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5月,她再一次来到弗赖堡海德格尔家。她这一次虽说是因公而来,可就连她自己也承认,弗赖堡像一块磁铁在吸引着她,在海德格尔身上,她能够感受到在别人身上所感受不到的魅力。然而,时隔两年,人们对海德格尔那段历史的评说依然在继续,而且势头有增无减。这种对海德格尔精神上的压力,前后己持续了5年的时间。阿伦特己明显感到了他的疲惫不堪。海德格尔的讲课虽说精彩依旧,可阿伦特隐隐约约地感到了他的力不从心。此时,来自家庭的困扰也时时让他心烦意乱。他与两个业己成人的儿子之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不久之前,他们双双离家出走。在创作上他偏偏又遇到了麻烦:他手边有5万字手搞急需打印出来。以前,这些工作都是由他的妻子来完成的,可现在,她却对此不闻不问。眼下的海德格尔,在精神上正处在内外相困的时期。 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目前的状况深感不安,甚至有些悲伤。她担心,海德格尔的声望会每况愈下,使他失去在哲学界的影响,如果真的如此,这该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从1952年6月20日阿伦特给布鲁希尔的信里可以看出她的忧虑:“我也无能为力去改变他的(海德格尔)现状。他好像己没有力量去应付这些事件,一切,他都在听从夫人的旨意。”那时,艾尔佛丽达•海德格尔还在为她的丈夫由于历史原因所受到的谴责愤愤不平,不肯宽容与善待海德格尔的同事与朋友,从而导致了海德格尔的进一步孤立。 节选自《充满激情的思索——汉娜•阿伦特》 告别海德格尔 彭富春 本文为作者于1997年10月21日在联邦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的演讲。答辩委员会成员由博德尔教授(海德格尔弗莱堡晚期弟子),比美尔教授(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弟子)和雷根博根教授(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副校长)等组成。此外,黑格尔家族的个别成员也出席了答辩会。作者的博士论文为“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欧洲科学出版社,法兰克福,1998)。 尊敬的主席先生, 尊敬的教授先生们, 女士们,先生们, 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这特别是对一个中国人而言,因为他来自于另外一个根本不同的思想传统。但正好在这种中国和欧洲的半决赛中存在着一个挑战,亦即追寻海德格尔的开端。对此,人们实际上已作了各种不同的尝试,这尤其是在解释学哲学和解构哲学那里。作为惯常性的通道的例子,我想起了伽达默尔,德利达和罗蒂,如果就历史学的解释而言,我也考虑到了珀格勒。但与上述通道根本不同,博德尔让海德格尔的位置嵌入现代思想的整体性之中,这表述于其著作“现代的理性结构”内。此正是我在这里从事研究的出发点。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是追问存在的意义,此存在区分于存在者。然而,如此理解的存在显现为虚无。与此相应,绝非“存在与虚无”,而是“存在作为虚无”在海德格尔思想中形成了主题。因此,我试图用“无之无化”来阐明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于是,我工作的任务如下: 1、海德格尔的无之无化意味着什么? 2、他如何在他不同的思想阶段将无之无化形成主题? 3、无之无化为何对他而言形成了主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海德格尔的无之无化意味着什么?只要虚无理解为存在的虚无的话,那么,它必须区分于否定和褫夺。当虚无意味着存在的本性的时候,不和否定则具有陈述的特性,它作为一个存在者相关于另外的存在者。依据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者之不和否定已经将无之无化设立为前提,因为后者使前者成为可能。这是如此发生的:无之无化显现为敞开和自由,只是在这里,否定才有了可能性。这又导致陈述能够去否定存在者。因此不和否定被无之无化规定为它的衍生样式。如果无之无化在本原上不理解为否定的话,那么,它也不能把握为褫夺。褫夺标明了存在者的欠缺,亦即缺少那原本属于它的东西。于是,它只是存在者否定的一个样式。在这种否定之中,它还不相关于虚无自身,因为虚无不是存在者的欠缺和缺少,而是存在的本性。只有当存在作为虚无虚无化时,存在者的褫夺才是可能的。 因此,虚无既不能理解为否定,也不能理解为褫夺。那么虚无怎样才能被规定?海德格尔的回答为:虚无虚无化。它无化,凭借于它与存在者的区分。本体论的区分已经照亮了这样一种虚无与存在者相区分的意义,它意味着:存在不是存在者。在此范围内存在同样是虚无。基于同一原因,区分也是虚无本身。正是在此虚无与存在者的区分中,无之无化才能被经验。“无的本性立于偏离存在者和远离存在者”(全集15卷,361)。但是,在这种意义上,虚无并不消失,而是敞开自身。 虚无的敞开在于,虚无让存在去存在,虚无以此拥有它具有动词化形态的表达方式。“分词形式的虚无化是重要的。这一分词表明了存在的一确定的‘活动’,存在者唯有借此才存在”(全集15卷,363)。作为活动,无之无化既非手前之物,亦非手上之物,更非存在者的消灭,而是理解为存在之让。此让然后是纯粹的给予。而它所给予的正是存在。在给予之中最后生成了生成。 关于第二个问题:海德格尔如何在他的不同思想阶段将无之无化形成主题?对此他说明道:“三个语词,凭借于它们的相互取代,同时标明了思想的三个步骤:意义-真理-地方”(全集15卷,344)。在此就意义而言,它表明为存在的意义,但它作为“在世存在”自身拒绝。然后就真理而言,它在形而上学的形态中显现为历史的真理,它作为命运的派送自身剥夺。最后,地方意味着语言的地方性,它自身沉默。 于是,这正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从世界经过历史到语言的道路世界的拒绝。在海德格尔这里,世界既非意识的世界,亦非体验的世界,如它们被胡塞尔和狄尔泰所理解的那样,而是此在的世界,它区分于手前之物和手上之物,而作为“在世存在”生存着。世界世界化,亦即以此形态,即它自身显现为此在的敞开。此在构成的样式首先是情态,其次是理解,然后是沉沦。正是在理解的情态中,即在世界整体中的畏惧的经验中,无之无化显明了自身。同样作为无之无化,烦使世界的整体性和非整体性趋向明朗,这凭借于它统一了情态,理解和沉沦。在走向死亡的存在中,此在的存在达到了其本原性的规定,因为死亡是此在本己的,毫不旁涉的和不可逾越的可能性。这作为存在的可能性又被良心所证明。作为死亡和良心的统一,先行的决定立于时间性中,它源于无之无化而自身时间化。于是,世界中的无之无化首先是此在的敞开,然后是世界的整体,最后是“在世存在”的本原性。在这种意义上,“在世存在”可把握为“于无存在”。 历史的剥夺。凭借于海德格尔思想由其第一阶段的“世界的拒绝”的解释到第二阶段的“历史的剥夺”的这一根本主题的过渡,其无之无化的规定也发生了变化:这不再鉴于此在来理解,而是于存在自身的真理的关联中来思考。此在为虚无所规定,这在于存在自身在根本上就是虚无。存在作为虚无来相遇,这意味着存在不仅自身去敝,而且首先自身遮蔽。于是,存在本原地本性化为自身遮蔽。依此,存在的真理乃为自身遮蔽的林中空地。此遮蔽之发生正好是历史的命运,在此,存在自身派送,凭借它反离而去。 作为遮蔽的历史,形而上学同样是虚无主义的历史,这意味着存在历史的终结。相应地,海德格尔在他的第二阶段首先追求解释存在自身遮蔽的本原性;然后,他将遮蔽的发生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历史;最后,他试图克服形而上学。 语言的沉默。在世界的世界性和历史的历史性被解释之后,语言的语言性在此也必须显现出来,只要世界性和历史性的林中空地是宁静的空地的话,而此宁静本原性地道说的话。为了向语言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明确地告别,海德格尔的语言性经验首先要求这样一种区分:谁在说话?既非神,也非人,而是在诗意意义上的语言在说话。据此,海德格尔区分了语言自身。不同于陈述,道说是语言的本性,此本性理解为宁静的排钟,而且对于语言中的无之无化是本己的。语言以此方式聚集了天地人神,亦即四元。但是,陈述却并不认识宁静的排钟,而是遮盖和阻挡了它。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陈述的最后形态不是理解为形而上学的历史判断,而是理解为技术当代的信息,此信息已不再可能道说那不道说。正是在技术的世界里,无家可归显现出来,它作为那值得思考的令思想去经验林中空地的宁静。 在海德格尔的不同的思想的维度中,虚无虚无化。世界的拒绝是鉴于事情的无之无化,而历史的剥夺是思想的无之无化。同时,语言的沉默敞开为在规定意义上的无之无化。从事情,思想和规定的维度,无之无化的不同样式完成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建筑结构,以致如海德格尔所表达的“一切皆无”。 关于第三个问题:无之无化为何对海德格尔成为了主题?为了回答此问题,人们必须获得作为整体的海德格尔的思想。虽然无之无化表达为世界性的,历史性的和语言性的,但是,它作为整体却是世界性地所铸成的,因为对于海德格尔的思想而言,世界是其出发点和回归点。于是,世界首先表现为世界性的,其次表现为历史性的,最后表现为语言性的。 世界的世界性为何在此对海德格尔而言是推动性的?“在世存在被发现为是作为首要的和不可推导的,始终是已经给予的,并因此本原地对于一切意识把握来说是一‘优先’的事实”(全集15卷,372)。世界是本原的,只要它在此既非意识的世界,亦非体验的,而是经验的世界的话。作为如此,世界不是被思考出来的,而是最终简单地“在此”。于是,世界“是”,亦即在“有”的意义上。但是,这正是意味着存在自身。世界因此是存在的本性,只要世界世界化的话。但是,世界的世界化是聚集及其聚集物,作为如此,四元显现自身。同样作为如此,世界包含了存在的本性并表明为自身遮蔽的真理。以此方式,世界的世界性如此地刻划了历史性和语言性的主题,以致于历史理解为“命运”,而语言把握为“排钟”。只要命运和排钟在聚集的意义上被思考的话,那么,历史将是历史性的世界,正如语言是语言性的世界一样。 因为世界的世界性是本原的,所以,存在和虚无必须依赖于此。“如果世界首先自身特别地生成的话,那么,存在将会消失,与它一起,虚无也将消失于世界化之中。只有当虚无在它的本性中由存在的真理而来并消失于此真理之中,虚无主义才会被克服”(全集79卷,49)。存在消失了,因为它在世界的世界化中接受了,实现了,亦即完成了它的规定。但是,为什么虚无也消失?因为它不再为世界的世界化所特有。 然而,这种世界的世界化始终只是可能的,更准确地说,为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世界还拒绝自身作为世界。世界仍反离于它自身的遮蔽性之中”(全集79卷,49)。世界不世界化;物不物化。世界不再给予自身,凭借于它自身拒绝。因此,历史自身剥夺和语言自身沉默。 作为世界的拒绝,无之无化却只是源于现代的经验,亦即它的反经验。这对于人的当前的困境来说是本己的。海德格尔在此困境中经验到什么?“海德格尔的这种困境是如此决定性的,以致于它到其不可辨认性与一切困境相分。什么样的困境?即:它阻止了人可能成为要死者。正是在此,海德格尔看到了其无家可归的困境。但是,它在这种规定性中却很少被认识,以致于海德格尔必须谈论无困境的困境”(博德尔“现代的理性结构”,357)。此反经验意味着,人的规定反离而去。由此原因,人不再是理性的动物,但还不是要死者。 世界的经验是如此决定性的,以致于海德格尔必须继续地逗留于其中。如果这是确定的,那么,海德格尔思想的边界变得明朗:亦即存在作为虚无,更准确地说的话:无之无化。这在海德格尔那里只是理解为世界的无之无化,而不是为在开端意义上的(不同于本原的)语言的无之无化。 当然,海德格尔已经区分了虚无,亦即如此,虚无不是关于存在者陈述的否定,相反,它作为自身是存在。他始终让在传统中只是认识到陈述的否定,而不是道说的否定。“命名在古希腊那里从一开始就始终意味着陈述;而陈述叫做表明某物为某物。语言的这种理解先行规定地处于这一领域,荷马的诗篇也运行于其中”(全集15卷,336)。与此相应,西方的语言在根本上从陈述而来被刻划了,它对海德格尔而言是没有区分的。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语言不仅在历史中,而且也在世界中是陈述,也就是在技术性的形态中,亦即信息。这种规定将海德格尔导致于此,他只是与陈述相争论,不可能以这种道说来突破。海德格尔对他的报告“时间和存在”在结尾处评论道:那里也还是“用陈述句所言说”(论思想的事情,25)。那开端性的语言首先只是可能的,只要它不是不可能的话。 即使当海德格尔谈论开端性语言的可能性时,这也只是作为一种暗示。“语言言说为箴言。语言是如此游戏般的,以致于在这种情况中言说如同道说一样意味着同一的”(全集79卷,169)。但是,这种暗示却是不明显的。此非明晰性在于:语言自身在海德格尔那里尚未以开端性的区分清晰地被思考过。于是,语言在此还没有区分于世界,而是最终保持为世界之内的。这样,语言在海德格尔那里不能越过世界的边界。但是,只有首先当语言自身不再处于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规定之下时,它才能获得其自身的语言性并成为自身言说的。这样一种语言是智慧的语言,它作为缪斯的歌声,基督之道和公民的言谈在西方历史的各个时代已经是一指引。海德格尔没有将这种语言形成主题。 但是,无之无化必须鉴于智慧之道开端性地予以区分。它既非关于存在者的陈述的否定,亦非存在自身的虚无。它不如说是在这种意义上理解的无之无化:它必须不存在。在此那给予去思考的,首先不是陈述,也不是诗意性的语言,如海德格尔对其所思考的,而是道自身。这个道去道说和指引:它必须不存在。此乃开端性的不。以此我们告别海德格尔。 衷心感谢诸位的注意! 1998年7月译于武汉大学 (彭富春,无之无化-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欧洲科学出版社,法兰克福,1998)本书中文版已由原作者翻译,2001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 《海德格尔的弟子——阿伦特、勒维特、约纳斯和马尔库塞》,[美]理查德•沃林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24.80元。 在20世纪西方哲学家中,少有人像海德格尔那样因为个人经历而成为争论的热点问题。当涉世未深的弟子们戏称海德格尔为善于玩弄文字游戏的“迈斯科奇的小个子魔术师”时,他们绝对想不到,这位魔术师玩的魔术,不仅具有思想和口头意义,而且具有行动和政治意义。 从其个人生活经历来看,海德格尔绝不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那一类哲学家。他在课堂上一边大谈“大在”、“命运”、“敬”、“畏”、“烦”、“此在”、“亲在”、“向死之在”、“在世之在”等令人迷惑的哲学语词,一边把眼光投向台下那个鲜活的生命,那个声称海德格尔是“一生的见证”的女大学生。海德格尔不仅引导众弟子进入存在哲学的迷宫,而且引出了与其众弟子的爱恨情仇。与阿伦特擦出的火花,似乎仅仅是海德格尔神奇哲学魔力的个人后果,除了对其家庭生活略有影响之外,还算不上什么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当他在1933年突然发生政治转向时,当他与希特勒发生短暂而致命的政治罗曼史时,海德格尔不仅给自己个人名誉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而且给他的存在哲学带来了难以抹去的污点。 也许是巧合,海德格尔同纳粹的关系,海德格尔同美丽的犹太女大学生阿伦特的关系,海德格尔同西方哲学传统以及20世纪哲学主题的关系,当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海德格尔的个人生命而不是他的哲学在场而衍生出各种或浪漫或丑恶的传奇的时候,我们就不应当简单地轻视作为存在哲学之肉身形态的海德格尔,无论他是否做了什么,无论他是否保持了沉默。然而,长期以来,当研究者讨论海德格尔问题时,他们往往只讨论海德格尔哲学理论意义上的问题,很少把它作为同时牵涉到这位哲学家个人私生活和公共政治生活的综合性问题来探讨。 因为讨论德里达与海德格尔的关系而激起德里达及其崇拜者极其不满的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海德格尔的弟子》一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情形,向我们展示了除了其贫乏、枯燥、单调、抽象而晦涩的存在哲学思想生活之外,海德格尔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极其细致而丰富的一面,为读者提供了从生活进入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一个重要入口。沃林把海德格尔的哲学、生活与政治如此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以至于给人留下了这样一个深刻的印象,海德格尔绝不是像阿伦特为之辩护的那样是一个“政治无知者”,而是一个像他在情感上“蓄谋已久的”勾引阿伦特那样的政治上的“老谋深算者”。“正是海德格尔搞出了这件香艳的风流韵事。”在沃林看来,海德格尔同阿伦特的身体结合有着深远的象征意义,通过选择阿伦特来做他的情人,海德格尔替阿伦特实现了数代德国犹太人的梦想。那个梦想就是犹太人融入德国生活的梦想。 在《海德格尔的弟子》中,沃林让我们看到了海德格尔众弟子如何千方百计地尝试清除自己身上的先天犹太血统以及他(她)们如何被其导师所无情地抛弃。在纳粹上台之后这些犹太弟子精神上的无家可归以及在纳粹倒台之后他们对其精神导师的无意识的或自觉的重新依恋,清楚地揭示了海德格尔哲学魔术的奇特效果。 随着《存在与时间》的发表,海德格尔成为20世纪最成功的哲学魔术师,同样,在个人生活上,在政治生活上,海德格尔也娴熟地施展着他的魔术伎俩。《海德格尔的弟子》以生动、形象、细致而有趣的形式呈现了海德格尔同其最亲密的四位犹太弟子的那种既爱又恨的微妙关系,呈现了海德格尔问题的深刻性、广泛性和多重性。沃林让我们看清了作为生活投机者和纳粹政治效忠者的海德格尔深陷于生存哲学、个人情感、政治野心纠缠之后欲罢不能的一些关键的人生片段。一边是海德格尔不道德的爱欲情仇,是犹太女弟子的盲目献身,是犹太众弟子的茫然失措;一边是邪恶的纳粹野蛮强权,是对纯粹雅利安文化传统的认同和固守,是对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人文化社会贡献的极端漠视。借助于严谨的历史考证功夫和细腻的文学叙事能力,《海德格尔的弟子》大大减低了海德格尔哲学与普通读者的隔离性或疏远性,破解了围绕海德格尔哲学的许多谜团,把历史上的尘封往事,清晰地重现在世人面前,使人看到了更本真、更生活化的海德格尔的面目,使哲学与生活、哲学与爱情的距离从来没有那么亲近过,虽然这种亲近并不令人愉快,相反,它激起的更多的是痛苦和愤怒。 作为记录哲学家个人生活与经历的恩仇录,《海德格尔的弟子》披露的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将引起世人更多的思索,将使我们的心灵更加不得安宁,这也许是这个著作的另一个价值所在。 +++++++++++++++ 阿伦特及其自觉贱民思想 千里夫 汉娜•阿伦特被称为是二十世纪最为伟大的女性思想家之一,近一个时期国内对于它的介绍和结读的文章多了起来,以阿伦特为研究方向的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和女性学者也越来越多。中文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出版更是将这种研究推向了新的热潮。 阿伦特1906年出生在德国的汉诺威,她的父母都是格尼斯堡受过高等教育的犹太人,她也在格尼斯堡长大。格尼斯堡这个地方曾经出过两个在哲学史上有名的人物,一个是康德;另一个是门德尔松。实际上这两个人物,也象征了塑造阿伦特的思想和文化的传统。从十七岁起,她就游学于德国当时的几个主要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胡塞尔和雅斯培门下,最后跟随雅斯培完成了她的题为《论圣•奥古斯丁的爱情观》的博士论文。因为纳粹的崛起,曾一度被捕,后被迫离开了德国开始了她的长期的漂泊异乡的生活。阿伦特的思想的形成,尤其是的她的政治哲学的思想的形成,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对它影响很大,一个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弥漫在欧洲的排犹情绪以及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经历,一个是与海德格尔的感情的纠葛。也正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的深刻的内省,使得她产生了自觉贱民的思想,这从她的作品和经历上找到证据。首先是她的身份的问题,一方面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出身于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的家庭的学者,她应该在社会的公共场合受到应有的尊敬,但是一旦它的犹太人的身份明了后所得到的却是另外的一种并不是歧视的排斥,对于这种感受的描写十分充分的在《拉尔•瓦哈根――一个犹太女性的生活》一书中充分的表达出来了。这本书是她对自己的贱民身份的认同与表达,拉尔是一个1771年出生在柏林一个犹太富商的家庭,她是个的时代倡导妇女走向社会的积极代表,她的沙龙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柏林的文学界的中心,在那里聚集了很多的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但是当拿破仑战争打破了她的朋友圈子,德国的贵族反犹情绪日益激烈,这是拉尔才越来越感到犹太人的社会地位的地下。阿伦特最初把拉尔描述成一个没有历史的人,在一个完全不属于她的世界里坐沙龙的女主人,她以她的美貌才情维持着外在空虚的地位,内心深处却无休止的、绝望的思索着她无根的人生,用不停的变换着处事的方式来掩盖她内心的那种无根的绝望。 在当时的欧洲的社会里,作为犹太人有两个选择,一种是承认自己是犹太人,以贱民的身份放弃对于公共社会所有的表达的权利,这样就可以既不排斥社会,也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另一种生活的方式就是做一个所谓得“新贵”,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尽可能的融合使自己忘记自己的犹太身份,被德国人接受为一个“特殊的犹太人”,但这样的生活也还是不能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就变成了既不属于上流社会当中的一员,又实际上不能脱离开这种生活的圈子。这样的生活是辛苦的,也是矛盾和折磨人的。阿伦特正是经历这种深刻的感受,才思想出自觉贱民的概念,才选择了作为自觉贱民的表达和批判。当然,和海德格尔的恋情更是这种折磨中的最为深刻的部分。从十七岁开始,阿伦特刚刚到海德格尔门下求学,就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几乎长达一生的感情的纠葛。阿伦特的自觉贱民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和这种感情的经历与坎坷直接相关联的,一方面海德格尔偷偷的和海阿伦特沉湎于浪漫的情感的温馨之中,另一方面海德格尔为了避闲甚至不让阿伦特踏进他的家门,两个人只能是在校园的小路上或者阁楼里幽会。天真的阿伦特最初认为海德格尔会娶她,经历无数次的痛苦的抉择和徘徊之后,在形式上阿伦特离开了海德格尔,但是在思想上和内心深处,直到二战结束阿伦特营救被作为纳粹的帮凶而拘押的海德格尔时,阿伦特对于海德格尔的情怀也还不仅仅是朋友和师生的。 自觉贱民的角色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放逐的,是对自己的权利的放弃的,这种放弃是为的某种的目的和利益的获得的。这一点是阿伦特的自觉贱民思想在后来的政治哲学中最有意义的部分,因为它直接导出的问题是,当我们打算激烈的表达时,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我是谁?这也就是近些年政治哲学中比较热烈的讨论的“承认”的问题。对于我的角色的承认,是我要表达的前提。在今天的中国,激烈的表达的是民间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声音,而最应该表达和最具有表达力量人群――商人(或者叫做企业家阶层)却在无声中作了自觉的贱民,这是当下的社会的最大的悲哀。今日的中国最为需要的是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建设,在这种建设中商人(或者叫做企业家阶层)时有能力起到相当的影响作用的,他们有很多示范的优势,但是他们为了已经获得的和将要获得的利益,自甘堕落的做了被阿伦特成为自觉贱民的人。在腐蚀社会道德方面这个阶层成了急先锋,不是么,每一个腐败的堕落的官员的背后都有不止一个的商人的存在,并且经常是商人的利益大于腐败的官员。今天的商人中,有很多的人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内心并不是不明白自己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对于社会和公众的示范作用的恶劣程度和结果,但是被利益扭曲了的心灵使的他们对自己的种种的恶行并没有任何的不安的感觉,反而炫示的行为证明了他们得心安理得和无耻。而这种自觉贱民的行为的结果是对自我的丧失,进而就会成为集权的帮凶,而这种帮凶的行为有时在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利益的追逐开始,以对自己的异化结束的过程。这很象阿伦特所写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中的艾克曼,在环境的驯化下丧失了思考的功能,这样的人当然也应该放弃其作为人的存在,但是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 实际上,不发出声音就是助纣为孽。 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主要是说明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说明为什么犹太人单单被挑出来作为纳粹大屠杀的对象;二是解释极权主义产生的起源;三是说明极权主义发展的逻辑。 极权主义不同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是对每个人的生活的每个方面进行控制。极权主义的概念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就出现了,但是到了阿伦特它才被表述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并且用来特指二十世纪的纳粹的统治。阿伦特试图在政治学的传统中对极权主义产生的条件获得理解,但是人们也经常看到她对起源的解释原则和她的现象分析性描述并不是一致的,特别是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更多的建立在对纳粹主义的理解上,因而并不适合对于斯大林及斯大林之后的统治的说明,这一点阿伦特自己也是承认的。 《关于政治与革命的思考》一文充分展示了阿伦特的批判精神和共和主义思想,同时也隐约象我们提示了知识分子对于革命的偏好,以及对于暴力的欣赏。 贫乏时代的思想与爱情 作者:单世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深谙爱情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说:“真正伟大的爱情就像文学杰作一样不同寻常。”十年来,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婚外恋、师生恋不仅是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更是人们难以理解的情感。成熟的思想家海德格尔对少女阿伦特的爱是极度自私的,并且有“始乱终弃”的行迹,但阿伦特始终爱着她的老师和第一位情人,即使她成为了著名的思想家并且有了心心相印宽容大度的丈夫之后,她仍然主动上门再续友情,并且不顾思想观念上的根本性差异而为他辩护。无论我们怎样想象爱情的力量和思想家的宽容,都会为阿伦特的“丢份”和“屈辱”黯然神伤且愤愤不平。他们的传奇故事是对人类理智的挑战,我们无法用谈论“男女绯闻”的常人思路和语言来叙述他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情感遭遇与他们的写作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 1 因文生爱 因爱生文 婚外恋、师生恋或者初恋持续终生等等都并不罕见,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故事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在于他们水火不容的思想立场,在于大智大勇的阿伦特在感情上始终处于18岁的少女状态。 1924年的深秋,在德国马堡大学海德格尔副教授的班上,出现了一位短头发、大眼睛的犹太少女阿伦特。他35岁,她18岁。他后来告诉她:从在教室里见到她的最初一刻,他就爱上了她。 他怎能不爱她。花季的少女,因为经常穿一身精美雅致的绿色服装而被同学们称为“一片绿”。她仪容中的异国情调和眼睛里诱人的力量,使面对她的人担心被这股力量所淹没而再也浮不上来;自幼受到的良好教养使她周身都散发出一种混合着自知、自信和羞怯的“魔力”,让穷乡僻壤长大的土包子海德格尔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体验。 她无法拒绝他。他是大学世界里神秘的明星,是一位站在时代的巨轮指挥塔上的舰队司令,在指挥着随时面临冰山威胁的巨型船队;是一位思想的“秘密王国”的国王,正要领导一场思想的革命。男性和大师的魅力,使他有意识地与青年男女们保持距离时,更增加了神秘性和令人敬畏的力量。 1925年2月初,海德格尔把阿伦特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这是一个阴沉的雨天,她进来了,脱下雨衣,取下深深遮住面孔的帽子,流露出的是与往常不同的羞怯和腼腆,连嗓音也不那么明亮清脆。海德格尔就哲学、宗教、家庭、社会、兴趣、爱好等问题,和她进行了提问式的交谈。她似乎是靠着呼吸才飘出几乎听不到的“是”与“不是”。老师发现了她灵魂和精神的极高素质,她也体验到老师那不可抗拒的巫师般的魔力。 几天后,他以“亲爱的阿伦特小姐”抬头,写下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散文体书信,她对此回报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敏感。四天以后,在收到了以“亲爱的汉娜”抬头的第二封信后,她做出了心灵的回应。很快,位于大学附近一座阁楼上的阿伦特寝室里,这对师生开始让爱的欲火熊熊燃烧起来。 声望冉冉上升的海德格尔看重已有的家庭和事业,看重同事和学生对他的恭维与颂扬,他也不想开罪于小城的保守习俗和泡沫人物的流言飞语。他始终掌握着他们关系的主动权,以不断变化的方法和手段控制着阿伦特,他送诗写信、山盟海誓、出谋划策、关切保护,与此同时混合着爱意细腻的感情与精神导师的优越。他为他们的交往制定了详细的规则:频繁的书信是用密码写成的;幽会的时间按分来计算;暗号更是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开几下灯为无人,开几下灯为有人;敞开的窗表示有机会,打开的门表示有危险。有一年之久,阿伦特心甘情愿地、随叫随到地做他的红颜知己,完全听从他的安排,没有抱怨,没有要求。他是她的一切:情人、朋友、兄弟、父亲。她只有使出浑身的解数听从他、配合他、帮助他,为的是“使我对你的爱不至给你带来比现在更多的困难”。 没有不散的情人,即使是非常人的非常之爱。三年后的1928年6月,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弗莱堡大学聘请他为正教授,他不愿因“作风问题”而贻误似锦的前程。海德格尔曾把《存在与时间》的写作归功于阿伦特的激情,而这本书带来的成功也终结了他与阿伦特的恋情。写作是第一位的,他不会把阿伦特的爱置于他的写作生涯和世俗成功之上。他以一封信打发了她。 阿伦特只能在如潮的激动中咀嚼苦果。“不再爱你,我没有再活下去的权利”,“假如上帝恩准,让我们来世再相爱吧”。阿伦特的朋友向她推荐了19世纪德国最杰出的女性拉赫尔(1771—1833)的书信集。这位女性在经历了两次爱情挫折之后,并没有在毁灭感和孤独感中疯狂,也没有一忘了之,而是在失望和痛苦之后沿着自己的生活轨迹继续前行,因为任何经历都是有意义的,拉赫尔从此变得更加坚强勇敢,她不但重建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成为了当时柏林知识界的中心。阿伦特从拉赫尔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进而搜集了拉赫尔的全部作品,因爱生文,写出了《拉赫尔•瓦伦—一位德国犹太妇女的故事》传记著作,从中寄托了自我拯救的追求:认识痛苦,并鼓起勇气超越它。 德国文化历来有失恋而后写作的传统,歌德、海涅的许多水晶般的诗句都是“痛苦断念”的结晶。阿伦特不是诗人,她不能把一腔幽情倾吐出来,她的理性也使她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之间根本不是通常的男欢女爱,而是精神上的血脉相连。阿伦特坚信,除了她本人以外,海德格尔不可能与任何人共享精神生活,哪怕他本人否认这一点。所以,一本传记不可能结束这一段恋情,写作可以寄托、转移阿伦特的少女之爱,却不能终止、放弃这爱。 2 因为爱 所以忍 阿伦特不顾一切地修补海德格尔自我糟踏了的形象,视他的作品完美无缺;海德格尔只把阿伦特当作小学生,嫉妒她的出名,一代大哲其实小气。 在纳粹妖雾弥漫欧洲的悲惨时日,阿伦特在流亡中痛定思痛,反省德国事件,批判极权体制,成为民主政治的发言人。海德格尔却因其存在哲学的观点和自私的秉性与纳粹合作,参与了文明人类的最大罪恶。 岁月无情,政治无情,惟有人有情。1950年1月,名扬欧洲的阿伦特首次回到令她伤心的德国弗莱堡,他们在旅馆中相见了。虽然此时的海德格尔犹如一条失魂落魄的狗,但阿伦特仍然激动不已:“当服务员说出你的名字时,当时好像时间突然停止不动了。” 时间确实没有动——岁月与艰难,战争与政治,对于他们曾有的恋情,对于他们的爱,统统是没有力量的。因为那段“政治失节”,海德格尔差不多是坐在忏悔席上向阿伦特叙说自己内心的委屈、苦恼,阿伦特终于得到了她需要的东西:海格德尔对她的需要。从这一天起,阿伦特再次为了他没有什么不愿意做,而海德格尔仍然自私霸道。与其思想家的重要地位相映成趣的是,他习惯背后搞小动作,逞霸弄权,对他的导师胡塞尔、朋友雅斯贝斯、学生鲍姆加登等都相当冷酷,对他的情人阿伦特以及另一位犹太女人布洛希曼更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绅士风度。本性难移,经历了沧桑的阿伦特仍然能够理解,谁叫他是那么重要的思想者呢?但现在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主要不是他的个性作风,而是政治分歧。阿伦特是犹太人,流亡期间她理所当然地把投靠纳粹的所有人包括他列入对她加以迫害的行列中。她曾努力使自己对海德格尔进行清算,但她的思想理念一旦触碰到海德格尔这个具体人的时候,似乎就不再有效了。她的爱超越了对他的恨,她的强烈感情消融了这块巨大的冰砖,她的心智世界包容了这个政治敌人。她仍然视他为智慧与灵感的化身。她宽宥了他的一切行径,没有改变对他的刻骨深情,一直到死,她都忍不住一种要见海德格尔的强烈冲动。 时光又不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说阿伦特在20年代中期的爱推动了海德格尔进入智慧高峰完成《存在与时间》的话,那么50年代后她的爱则帮助他走出了政治阴影,重新进入思考和写作的状态;如果说早期的爱主要出自一位少女对一位大师的崇拜的话,那么50年代她的爱则更多出于对一位处于困境中的大师的帮助。这时他们的爱仍然不平等,但这不平等至少部分源自阿伦特把爱护海德格尔视为自己的责任。她意识到他对世界的价值,她意识到一个思想的写作者不应被政治错误所压垮,应该在错误面前重新挺立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写作。从1952年开始,阿伦特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好的海德格尔”的守护天使,向整个世界修复海德格尔自己为自己所玷污的形象:她推动雅斯贝斯与他和好;她为出版他著作的美国版四处奔波;她亲自到耶鲁大学讲授他的哲学思想;她为他的一切行为辩护;她帮助他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1969年,阿伦特以一篇《海德格尔80寿辰》的文章为他祝寿,在充满爱意之中以诗意的语言淡化了海德格尔的思想错误。“冲击着海德格尔思想的那股风暴,就像千年之后仍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刮出来的风暴一样,并不是起于这个世纪。这风暴起于远古,它留下的完美无缺,像一切完美的东西一样,它又归于远古之中去。” 海德格尔是阿伦特后期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但他却从未留心这个爱他的女人所写的一切,包括那些其思想意义比他的著作更为重要的作品,更没有想到会从她那里学到什么。在海德格尔的心目中,阿伦特是永远离不开他的小学生,他需要的是阿伦特对他的依赖,而且不能比她18岁时差上毫厘。阿伦特不得不假装自己永远是一个小学生,她准备不承认自己的思想与成就,以此来保全海德格尔对她的爱。1955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震动了整个欧洲,阿伦特却惴惴不安,她害怕他受不了。海德格尔也真的受不了,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学生—一个在学问上永远离不开他的女人,成为德国的名人。1960年阿伦特《人的条件》的德文版问世,她小心谨慎地写信告诉海德格尔,这本书与“马堡那段日子有关”,但她没有把这本书题献给他。她伤感而诚挚,海德格尔却一腔愤怒:阿伦特不是双目仰视聆听他的教导而是独立思考写作已是不恭,不把自己的书题献给他就更是傲慢。所以他不但拒不回信,而且背后唆使另一学者拒绝与阿伦特见面。阿伦特幽幽地抱怨:“我知道,我的作品的出版,我的名字的见报等等,都让他受不了。我一直瞒着他,假装书啊、名声啊等都不存在……我还假装什么都不会,连三都数不到,除非事关他的作品的翻译……我如果能数到三了甚至数到四了,他是会很高兴的。但是,突然,我懒得再编谎话了,于是挨了他当头一棒。” 生气勃勃的阿伦特有时也确实为自己无法抵御海德格尔的魅力而沮丧,但挨了几棒之后,她还是没有能掉头而去。令她欣慰的也许是,后期的相爱对双方的写作都是有益的,20世纪的思想星空因之而更为深邃阔大。 3 原谅 不仅是因为爱 在局外人看来,海德格尔无论如何不够情人,而阿伦特其实是不值得。但阿伦特有自己的理由,她说:原谅是人与人之间共处的条件之一。 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说过:“我很难想象,如果让汉娜去无条件地服从另外一个人,那对她将意味着什么?”是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位高度理性、独立坚强的阿伦特无条件服从海德格尔时,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每一个热爱阿伦特文字的人都不难为她在私情上的愚蠢怯懦而拍案。阿伦特是对责任、罪恶之类有深刻见解的思想家,但在揭发极权体制、拯救犹太遗产的同时,阿伦特却始终护卫着海德格尔,不是一般地基于人情的宽宥,也不是相信天才在政治上有豁免权,而是无视事实地为之辩护,宽大无边地为之呵护。我们除了佩服海德格尔有魅力让这么一个优秀的女性爱得如此昏天黑地、失去理智外,不得不悬想:在多大程度上,爱可以包容与爱相反的性格与行为? 心灵世界永远不可能畅达,甚至当事人自己也不能说有清晰的自我意识。我们惊讶于阿伦特对海德格尔的爱与原谅,也向往着阿伦特卓越的精神境界:她有心胸来包容一个人的巨大过失,她有力量来原谅一个人的极度自私,条件只有一个:她爱他。 但原谅不仅仅是情人之间的关系准则,也是人与人之间共处的条件之一。 这对非凡的情侣面对的是20世纪“西方的没落”。在充满危机感的时代,海德格尔意欲重新唤醒生命中不屈不挠的力量,《存在与时间》的主题之一就是“决断”。生命的尽头是死亡,死亡是个人性的,所以生命的真实性包含着确认死亡是生命的基本前提,并且面对它。这无疑是令人恐惧的,逃避这一恐惧是人的自然本能。海德格尔无情地揭露了现代人没有勇气面对空虚的种种逃避方式,在他看来,社会的公众性使一切都昏暗不清,人生此在被“众人”所统治,丧失了原始的纯粹性。结果人人是人,却无人是他自己。海德格尔的发现有其真理性,但摒弃了“众人”和社会性,真实的存在就只剩下孤独的自我。阿伦特在她的写作中却扭转了海德格尔以个体性与社会公众性对抗的观点,她说:人不是一个孤独的神,而是与自己的同类生活在一个大家的世界上,“人生在世”意味着:我们在世界中存在,我们与许多和我们不一样的人共享这一个世界,这是一个人类能够共同塑造的世界。只有严肃认真地对待这种多元性经验的人,才可能生活在世,多元性是“人的条件”。 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认为如果我们想在一个世界中相遇,甚至想取得一致时,我们就会从经验中感到,我们是从不同的开端开始,并在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终点结束。民主就是承认起点的不一致性,又愿意讨论如何重新开始我们共处一起的生活问题。重新开始是有条件的,其中之一就是“原谅”。原因很简单,我们在行为、活动、商谈时,我们就启动了一个我们无法负责的过程,我们置入世界之中的事物,总是有过失的,这是不可回逆的。要医治这种不可回逆性,人就要有能力原谅。通过原谅,可以把人类从某种过失——在无知情况下所做的某种过失——中解脱出来,使生命的延续成为可能。只有不断地从其所作所为的束缚中互相解脱,人们才能保留自己的自由;也只有通过乐意转变其思想并重新开始,人们才配获得开创新的生活的权利。 很难说《人的条件》就是阿伦特对自己情感的说明;也很难说阿伦特是基于民主的某种理想来建立她对海德格尔的态度。但如果承认阿伦特情与理兼胜的秉性,而“情”的那一面又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话,我们就只能从她陈述的“理”的这一方面来理解她对海德格尔的爱—一种无原则的“原谅”,尽管这样的理解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原谅”有着理智的成分,所以阿伦特既能在爱情中失去自我,又能拥有真正的自我。少女时代告别海德格尔之后,她建立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情感世界;卓然成家之后,她仍然能延续青春时的激情,强烈而且深刻。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阿伦特每年都来看望他,这使海德格尔越来越真切地感激她的理解和关怀。1970年以后,风烛残年的海德格尔终于在他的书信中流露出一丝情人间应有的温情和体贴。1975年12月,阿伦特逝世;5个月后,海德格尔逝世。 是阿伦特的爱,是她的勇敢接受,在前期激活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写作的灵感;也是阿伦特的爱,她的宽宏大量,在后期拯救了海德格尔这个人,所以阿伦特所奉献的一切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而精明狡狯的海德格尔除了“骗取”阿伦特的芳心之外,却没有从她的著作中学到可以帮助他重新认识民主的东西,尽管这并不妨碍他在哲学上的成就。 海德格尔获得了阿伦特丰饶的爱,这是海德格尔的幸运,但他又误用了和辜负了这个幸运;阿伦特接受并且原谅了这一巨大的不平等的爱,这是她的命运,但她掌握了并且塑造了这个命运。于是,在这场发生在“贫乏时代”的非凡爱情中,阿伦特是丰饶的,海德格尔却是贫乏的。 参考资料: 《海德格尔传》,萨弗兰斯基著、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 《人的条件》,阿伦特著、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充满激情的思索:汉娜•阿伦特》,孙爱玲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丁格著、戴晴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 《阿伦特传》,普林茨著、焦洱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原载《南方周末》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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